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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经济 [美] 阿玛尔·毕海德 著,徐卫宇 译 CIDEG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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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45:10 显示全部楼层
【资料名称】:冒险经济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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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冒险经济》重新定义了创新和全球化,解释了为什么专有技术的离岸研发能提升而非削弱本国的繁荣,对目前流行的“技术外溢论”可谓当头棒喝,被《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誉为最值得推荐给下届总统阅读的图书。
  内容简介
  许多人担忧下一波全球化,即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离岸研发会威胁西方社会的繁荣,但在《冒险经济》一书中,毕海德批判了这些悲观主义论调,重新界定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技术地位。他指出,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远比基础科学是否起源于本国重要。具备洞察力,并能有效应用创新的国家和企业,终将成为最后赢家。 作者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创新中的地位,通过对风险资本支持企业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研究现代经济中的技术进步,解释了为什么专有技术的离岸发展能提升而非削弱本国的繁荣,为什么通过增加研究和培训资助来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弊大于利。他认为,企业家、管理者、金融家、销售员、消费者等许多参与者都为维持美国在创新上的领先地位做出了贡献,而非仅仅一小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他们的冒险精神常在,美国就无需畏惧境外研发。
  作者简介
  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
  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托马斯?斯密德亨尼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laubinger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委员、麦肯锡顾问,著有《呼唤审判》(A Call for Judgment: Sensible Finance for a Dynamic Economy)、《新商业的起源与进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编有《资本主义和社会》(Capitalism and Society)。毕海德先后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以贝克尔学者的身份毕业,此后在哈佛商学院担任副教授。
  精彩书评
  中国和印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意料之外的技术进步,令美国生忧,要求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倍联邦支出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冒险经济》一书中,阿玛尔?毕海德运用其无与伦比的创新机制,来展现亚洲的发展之于美国的益处,并指出左右华盛顿决策的科技国家主义的错误。该书全面深化了我们对全球经济运行的理解。
  埃德蒙?菲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玛尔?毕海德从全新的视角界定了美国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的技术地位。任何对经济前景特别是创新政策感兴趣的人士,都应拜读此书。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若要就美国经济展望给下届总统推荐书目,并且限定一本,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阿玛尔?毕海德的《冒险经济》。该书对复杂的创新过程的本质进行了原创性阐释。此外,该书还嘲讽了在经济困难时期相当流行的杞人忧天论调。身为这段美好又乖僻的真实创新史的入门者,在翻阅此书时,我几乎欢呼雀跃。
  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合著者
  一本汇聚了严谨且非传统结论的书,一本基于广泛实地考察的书。阿玛尔?毕海德是一位知其言并能令人信其言的作者。
  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作者
  目录
  总序
  序
  引言
  第一卷谨慎的航海者
  1新创业乐园的风险资本家们
  2挺进前沿:中等层次创新的本质
  3营销:挤入国际竞技场
  4离岸外包:来者和去者
  5创始人和员工:以全球为家
  6关于方法和模型
  第二卷拥抱还是拒绝?
  7杞人忧天者的观点
  8现代跨境流动的欣慰现实
  9有价值的差异
  10服务于服务经济
  11冒险性消费
  12通过使用制胜
  13非破坏性创造
  14移民:打气者还是泄气者
  15难以捉摸的根基
  16先做无害
  致谢
  附录:表
  注释
  参考文献
  收起全部↑
  精彩书摘
  引言
  许多在美国曾盛极一时的制造业公司都已臣服于海外竞争,或者将其大部分活动转至境外。美国公司在国内很少生产日用品,大多数服装和鞋子、家具、儿童玩具、电视机、电话以及计算机,都是由外国公司(通常是美国公司的境外工厂)生产的。将这些商品载入美国的船舶和集装箱,也大多来自海外的造船厂和工厂。
  现在,服务业似乎也在重蹈制造业的覆辙。正如制造业的外流始于组装零部件或缝制衣服这样工资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样,服务业的离岸外包始于数据输入、日常的软件编程和检测,以及回答客户问题的电话银行(其成功度不尽相同)或电话营销。在后一个阶段,海外制造业走向高端,例如生产数控机床、机器人、高性能汽车。同样,离岸服务也已扩展到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的“知识性工作”。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连软件设计都外包了,而不再仅仅是外包低端的编程。高学历的境外工作人员在为美国客户分析财务报表、检验贸易策略、设计计算机芯片以及读取X射线图。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发外包。根据《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当西方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时候,他们承诺会将“所有重要的研发”留在国内。这种承诺现在已经“过时”。像戴尔和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其“全部设计”都是从亚洲制造商那里购买的。尽管电子产品在外包这条路上“走得最远”,但“寻求离岸帮助”正“扩展至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因为美国公司发现,它们当前的研发支出“赚不了大钱”。《商业周刊》提醒道,尽管外包在短期内会降低成本,但西方企业可能会“丢掉其技术优势”,因为其亚洲承包商会在创新杆头,更进一步。
  害怕世界是平的
  同制成品的进口相比,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的离岸外包,无论是用金钱和员工数来衡量,仍旧相当渺小。但是,这个现象已经触动了神经。比如路易斯?多布斯的电视节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新泽西州立法机关(它试图阻止离岸外包服务进入政府机构)、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2004年《总统经济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以及几家著名的研究机构都对此问题发表过见解。
  服务的离岸外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媒体对其后果过于敏感。想象一下,他们的工作遭受了离岸劳工的威胁,对于受过大学教育、希望避免长时间非自愿失业并过上好日子的知识工作者(包括那些媒体工作者)而言,外包是一个冲击。知识工作者还可能是看电视网络频道、阅读畅销书和报纸专栏的消费者。电视节目、书籍和专栏理所当然是为了迎合其核心受众的喜好。
  离岸外包的兴起除了威胁到一个有影响力的阶层之外,它所带来的所谓价值链升级——从电话营销到远程放射医疗,再到尖端研发——也导致了对美国长期繁荣的担忧。许多人担心,随着研发转入低成本地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就会遭到损害,而且他们认为,这种领先地位可以缓冲低端制造业职位的消失。哈佛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告诫说,“随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数量庞大的低工资劳动大军开始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很快就会受到威胁。
  对于“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所谓的“聚合风暴”,美国应该做何准备?包括罗斯?佩罗(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路易斯?多布斯和新泽西州及其他州立法机构成员在内的一帮人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率先实施保护主义。历史上,美国平民党人对来自海外威胁的应对措施一直都是消除壁垒,但是这种应对措施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之后就失宠了。该法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来挤压贸易,人们认为就是该法的出台使本来的一场衰退转变成大萧条。保护主义的变种现在又东山再起,它有时被隐藏在要求公平竞争的幌子之下,据他们说,竞争环境向海外贸易商倾斜。这种新保护主义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群体的共鸣:《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2007年9月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相信,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不利。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立医学研究所成立的“繁荣21世纪全球经济委员会”给出了另一个更为激进的答案。它开出的药方是:加大科学和技术上的支出。其具体建议包括:在未来7年中,将长期基础研发的联邦支出每年提高10%;对资历较浅的优秀专业研究人员给予新的研发补贴;成立全国科研基础设施协调办公室;给美国的科学、工程和数学研究机构新增本科奖学金名额25000名;新增研究生奖学金名额5000名;新增10000名科学和数学在校教师;向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继续教育的雇主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对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自动给予工作许可。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多数团体都拥护这种“科技迷信和科技国家主义”(这两个词是从奥斯特雷和纳尔逊那里借用来的)。其倡导者声称,要保持繁荣就需要保持在尖端科技上的持续领先地位。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人们有了“在任何地方竞争、联系和合作”的工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美国必须“首先尽其所能。重要的是,谷歌就诞生在这里”。弗里德曼循循善诱地宣称:“总会有人在某地去做要做的事。唯一的问题是,它是由你来做,还是给你做。”
  尽管只是在最近才占据主流,但科技国家主义者的诊断和药方却并不新颖。正如悲观的预言者对今天的服务业外迁痛心疾首一样,上一代人也曾对制造业发出类似呼吁,并开出了类似的止痛剂。例如,1984年,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说,美国有沦为汉堡包之国的危险。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获奖文章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1983年的总统委员会宣称:“我们的国家岌岌可危。我们在工商业、科学以及技术创新上曾经拥有不可撼动的支配地位,现在正被来自全球的竞争者赶超。”委员会注意到:日本人在汽车制造方面比美国人更有效率;韩国人在建造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钢铁厂;美国的机床,“一度是世界的骄傲”,现在正被德国产品取代。就如何挽回这方面的损失,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在中学课程中开设三年数学课、三年科学课和一年半的计算机课。与此类似,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将美国经济的落后表现归因于律师太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太少,认为日本和德国的职业比例更合理。
  碰巧的是,美国繁荣之时正是日本和德国经济放缓之日。而且,这并不是因为警告起了作用。在高中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也并没有多大改善。法学院的入学人数依然强劲,管理人员继续加大法学专业人士在员工总数中的比重。美国的科学论文占比、理工科博士占比以及专利占比持续下降。服务行业(包括汉堡包连锁店)继续扩张,制造业的员工数继续裹足不前。
  一直以来,新的畅销书继续“警告美国公众失去21世纪的‘竞赛’将会有多么可怕”。而这时,日本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的腾飞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当然,美国不能指望在丧失领导地位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相同的结局。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其规模也是空前的。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吗?美国最终会遭受技术飓风的打击吗?在我看来,对研发的离岸外包及中国和印度科学能力提升的担忧,源于不能理解现代创新体系的复杂本质及其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我认为,关于创新以及创新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科技国家主义的认识是狭隘的。对复杂现实不做那么简单化的分析,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诊断。
  复杂的多方博弈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技术创新在维持繁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也很少有人否认全球化的重要性,或质疑技术创新对全球化的影响,反之亦然。但是,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很复杂,而且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弄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一国繁荣的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制定促进而非损害经济繁荣的政策,例如支持某种而非另一种形式的创新活动。
  我们很难给技术创新下确切的定义,这就说明了创新形式是极其多样化的。为了揭示这种多样性的本质并理解其内涵,首先要对其加以简化。于是,我将多种形式的创新归结为两类:新产品和新专有技术,并进一步将专有技术和产品细分为三个层次,我将在下文详细说明。
  对于任何新产品,其背后的专有技术,范围从高层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层次的技术,再到低层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试错法或经验法则。例如,对于微处理器,高层次专有技术包括固态物理学定律;中等层次的是电路设计和芯片布局;而最低层次的是,在某一具体的半导体加工厂创造生产条件,使所生产的微处理器的质量和产出最好。
  类似的,新产品的范围则从高层次的构件或原材料(微处理器,或用于制造微处理器的硅),到中等层次的中间产品(笔记本电脑的主板,主板中有微处理器),再到低层次的最终产品(笔记本电脑)。如图1所示,每一层次的产品都受到多层次专有技术的支持。
  即使这九类专有技术和三类产品,也是大大地简化了。首先,并不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实际上专有技术和产品构成了从高层次到低层次的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其次,层次上的差异并不是区分新的专有技术和产品的唯一方式。创新也可以因新颖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专用”程度、专有或开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换而言之,创新的形式是多维的,而不是两维的。
  例如,无盘计算机的生产商可能不得不开发新的销售渠道和新客户群,而用户也不得不重新组织其IT部门。这些营销和组织创新也可以划分为我所称为的“三个层次”。例如,在营销方面,供应商必须规划出一个“独特的卖点”(高层次),一套营销策略(中等层次)和个人的电话销售计划(低层次)。
  前言/序言
  序
  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中的深度参与,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是否会降低西方人的工资,并威胁西方世界的繁荣?如果确实有影响的话,又有什么影响?
  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有益的指导。古典理论假设,贸易发生在自然禀赋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它使得多雨的英国着力发展养殖业和羊毛业,而让阳光普照的葡萄牙种植葡萄,酿造波尔图葡萄酒。由于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用羊毛交换波尔图葡萄酒的贸易会永远继续下去。但是,在今天,穷国的比较优势源自它在历史上未能使用技术创新,而正是技术创新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富裕。富国和穷国间贸易的推动力源自技术能力上的差异,而非地理禀赋。正如我和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提出的,基于技术能力差异的贸易最终会寿终正寝:开放贸易能帮助中国获取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就缩小了与美国工资的差异,并最终使中国从美国进口棉花、再向美国出口衬衫和裙子变得无利可图。
  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涉及贸易和创新的动态相互作用。但是,从某些研究看来,现代理论仍旧把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的现实因素排除在外。正如菲尔普斯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包含“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信念的多样性”。企业家“不得不按其‘动物精神’行动”,他们通常最先开始创新,并发现随后的收益和成本。但是,菲尔普斯还曾写道,“大量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并未看到现代经济的本来面貌(“一个演化的、难以控制的、开放式的系统”),而是暗含着一个“确定的未来”。经济学家忽略了关于将会发生什么的分歧——不确定性退化为定义良好的概率分布。
  当然,所有理论都是简化的,但是,简化的程度应该取决于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在设计休闲帆船时,造船厂可以忽略狂风大浪和冰山,但是,在设计超大型油轮时,却不能如此。不幸的是,由于简易的数学模型无法处理大量的变量,经济学家经常不得不大大简化研究对象。基于简化的假设,不同的模型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模型A可能表明,落后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对发达经济体是有益的,而模型B则恰恰相反。但是,鉴于这两个模型均远离现实世界的情况,我们不能确定哪一个更可靠。
  幸运的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个将大量事实和理论都融合在一起、讲求实际的、经得起检验的模型:普通法审判。众多证人提供关于案件的各方面证据。某些证据是定性的,某些则不是。律师提供推理,将事实串起来,使用先例或判例法进行辩护。在某类审判中,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病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此类专家也来作证。随着双方搜集事实、判例以及寻找支持其推理的专家,这些争论汇总起来就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观点。
  诚然,这种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并不能产生无可辩驳的结果。除非一方做出了明显毫无根据的论证,否则,法官和陪审团依然需要面临相当多的含糊不清。专家的观点可能不一致。同样的事实,因给予的权重不同,意味着要适用不同的判例和法理。此外,尽管普通法法官必须尊重判例,但他们还必须时刻牢记,手头案例的背景和事实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使某些判例失效。判决不可避免地以主观判断而非客观推理为基础。经验老到的法官作出的缜密判决可能会在上诉中被推翻。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用这样一个审判过程去换取一个排除了所有变量、只留下几个可量化变量的更为客观的过程。我们在判决案件时,不会用发放信用卡时所使用的那类打分模型。
  与有计划的判例不同,我对全球化和创新之间联系的普通法探讨则经历了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过程。
  20年前,我开始研究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实际上,我所考察的所有企业都在美国国内经营——它们与国外没有任何交易。当“离岸外包”服务风靡世界时,我在怀疑,我所研究的创业型公司是否会卷入这种新形式的国际贸易。
  2002年,我对班加罗尔的创业环境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印度,班加罗尔是离岸外包热潮的中心。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大型跨国公司是离岸外包的主要使用者,规模较小的美国小型企业则需要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这些亲身体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创业型企业不适合离岸外包,那么,全球化的另一面与它们有关吗?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研究由专业风险资本家提供融资的企业的跨境互动。我之所以致力于研究风险资本支持企业(VCbacked businesses),是因为我相信(具体的原因我将在第1章中详述),这类企业可能会比其他类型的小企业或创业型企业有更多的跨国互动。我对班加罗尔的研究似乎表明,对于大多数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而言,离岸外包并不是太重要,因此,我决定以尽可能宽泛的方式去研究,坐落于美国并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方。我和研究助手走访了106家类似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下简称CEO),询问他们参与跨境经济活动和跨境交易的所有可能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为什么,他们的企业要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并确保来自境外的商品、服务、知识产权和资本的安全?他们面临境外的竞争者吗?在创立公司和招募人员方面,移民扮演什么角色?
  我对我所观察到的全球化形式或程度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相反,我是要受访者告诉我们,对他们的企业而言,什么类型的跨境交易最重要。同样,在开始研究之前,对于为什么风险资本支持企业要从事跨境交易,我也没有事先的假设,相反我希望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提出理论假设。这种演绎方法并不总能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我曾经不止一次经历过实地调研无法通过“那又怎么样?”的检验。非常幸运的是,我有机会从事这项研究。我的实地调研不仅说明了“风险资本支持企业都干些什么”这样的具体问题,而且就创新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对我们的长期繁荣有何意义,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视角。
  我的观点和结论并不一定是确切无疑的,但是,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我们终究要作出决定。在一个瞬息万变、难以驾驭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因为我们不能得出千古不变的结论。我希望读者,甚至那些并不接受我的所有推断的读者,在思考应对全球化的政策时,能有所获益。
  序
  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中的深度参与,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是否会降低西方人的工资,并威胁西方世界的繁荣?如果确实有影响的话,又有什么影响?
  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有益的指导。古典理论假设,贸易发生在自然禀赋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它使得多雨的英国着力发展养殖业和羊毛业,而让阳光普照的葡萄牙种植葡萄,酿造波尔图葡萄酒。由于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用羊毛交换波尔图葡萄酒的贸易会永远继续下去。但是,在今天,穷国的比较优势源自它在历史上未能使用技术创新,而正是技术创新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富裕。富国和穷国间贸易的推动力源自技术能力上的差异,而非地理禀赋。正如我和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提出的,基于技术能力差异的贸易最终会寿终正寝:开放贸易能帮助中国获取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就缩小了与美国工资的差异,并最终使中国从美国进口棉花、再向美国出口衬衫和裙子变得无利可图。
  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涉及贸易和创新的动态相互作用。但是,从某些研究看来,现代理论仍旧把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的现实因素排除在外。正如菲尔普斯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包含“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信念的多样性”。企业家“不得不按其‘动物精神’行动”,他们通常最先开始创新,并发现随后的收益和成本。但是,菲尔普斯还曾写道,“大量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并未看到现代经济的本来面貌(“一个演化的、难以控制的、开放式的系统”),而是暗含着一个“确定的未来”。经济学家忽略了关于将会发生什么的分歧——不确定性退化为定义良好的概率分布。
  当然,所有理论都是简化的,但是,简化的程度应该取决于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在设计休闲帆船时,造船厂可以忽略狂风大浪和冰山,但是,在设计超大型油轮时,却不能如此。不幸的是,由于简易的数学模型无法处理大量的变量,经济学家经常不得不大大简化研究对象。基于简化的假设,不同的模型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模型A可能表明,落后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对发达经济体是有益的,而模型B则恰恰相反。但是,鉴于这两个模型均远离现实世界的情况,我们不能确定哪一个更可靠。
  幸运的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个将大量事实和理论都融合在一起、讲求实际的、经得起检验的模型:普通法审判。众多证人提供关于案件的各方面证据。某些证据是定性的,某些则不是。律师提供推理,将事实串起来,使用先例或判例法进行辩护。在某类审判中,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病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此类专家也来作证。随着双方搜集事实、判例以及寻找支持其推理的专家,这些争论汇总起来就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观点。
  诚然,这种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并不能产生无可辩驳的结果。除非一方做出了明显毫无根据的论证,否则,法官和陪审团依然需要面临相当多的含糊不清。专家的观点可能不一致。同样的事实,因给予的权重不同,意味着要适用不同的判例和法理。此外,尽管普通法法官必须尊重判例,但他们还必须时刻牢记,手头案例的背景和事实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使某些判例失效。判决不可避免地以主观判断而非客观推理为基础。经验老到的法官作出的缜密判决可能会在上诉中被推翻。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用这样一个审判过程去换取一个排除了所有变量、只留下几个可量化变量的更为客观的过程。我们在判决案件时,不会用发放信用卡时所使用的那类打分模型。
  与有计划的判例不同,我对全球化和创新之间联系的普通法探讨则经历了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过程。
  20年前,我开始研究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实际上,我所考察的所有企业都在美国国内经营——它们与国外没有任何交易。当“离岸外包”服务风靡世界时,我在怀疑,我所研究的创业型公司是否会卷入这种新形式的国际贸易。
  2002年,我对班加罗尔的创业环境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印度,班加罗尔是离岸外包热潮的中心。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大型跨国公司是离岸外包的主要使用者,规模较小的美国小型企业则需要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这些亲身体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创业型企业不适合离岸外包,那么,全球化的另一面与它们有关吗?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研究由专业风险资本家提供融资的企业的跨境互动。我之所以致力于研究风险资本支持企业(VCbacked businesses),是因为我相信(具体的原因我将在第1章中详述),这类企业可能会比其他类型的小企业或创业型企业有更多的跨国互动。我对班加罗尔的研究似乎表明,对于大多数初创企业和新兴企业而言,离岸外包并不是太重要,因此,我决定以尽可能宽泛的方式去研究,坐落于美国并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方。我和研究助手走访了106家类似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下简称CEO),询问他们参与跨境经济活动和跨境交易的所有可能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为什么,他们的企业要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并确保来自境外的商品、服务、知识产权和资本的安全?他们面临境外的竞争者吗?在创立公司和招募人员方面,移民扮演什么角色?
  我对我所观察到的全球化形式或程度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相反,我是要受访者告诉我们,对他们的企业而言,什么类型的跨境交易最重要。同样,在开始研究之前,对于为什么风险资本支持企业要从事跨境交易,我也没有事先的假设,相反我希望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提出理论假设。这种演绎方法并不总能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我曾经不止一次经历过实地调研无法通过“那又怎么样?”的检验。非常幸运的是,我有机会从事这项研究。我的实地调研不仅说明了“风险资本支持企业都干些什么”这样的具体问题,而且就创新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对我们的长期繁荣有何意义,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视角。
  我的观点和结论并不一定是确切无疑的,但是,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我们终究要作出决定。在一个瞬息万变、难以驾驭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因为我们不能得出千古不变的结论。我希望读者,甚至那些并不接受我的所有推断的读者,在思考应对全球化的政策时,能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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