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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厉以宁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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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42:37 显示全部楼层
【资料名称】: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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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推荐全国*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回顾梳理改革路径,深度解读全面深化改革,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郑永年、周其仁等中国学界智囊和精英学者,澄清转型趋势,把脉时局大势,明指决策投资应对之道,有助于企业、个人参透未来社会走势。
  内容简介
  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读懂中国改革1:新一轮改革的战略与路线图》,纵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评判改革成败得失,厘清中国改革逻辑,解读未来中国道路。
  十八大之后,人人热议改革。为了更好地出发,我们有必要回望、梳理和预测。
  本书汇聚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精英学者,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郑永年、华生……聚焦新一轮改革的路径与战略,对中国改革这一宏大话题进行深入解读。
  从经济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的路线图到改革的突破点,从人口红利到利益逻辑……各路学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回顾改革,前瞻国是,对如何克服当前改革的阻力、如何有效推进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展望、分析和设计,以期让民众读懂中国改革,成为大众把脉时局、改变命运的引路之作。,深入了解今日中国,把握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 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媒体评论
  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 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是开放的,当外部出现危机的时候,它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这个就是制度的相对优势。对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可改革的制度比一个完美而不可改革的制度更重要。
  前言
  代序 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几个字的改换,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中国台湾与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现象,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因势利导,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措施。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积极作用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即一方面给予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可以跨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 700美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实的历史性一步。
  (本文为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的发言)收起全部↑
  精彩书摘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增量改革的畸形产物:权力的垄断与寻租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
  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的,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然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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