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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金融(纪念版)[美] 乔治·索罗斯 著,宋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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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0-4-15 03: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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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超越金融(纪念版)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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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他能游刃有余地吸金几十亿美元。他被公认为是举世瞩目的金融大鳄,他的投资理念,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听。
      他能高瞻远瞩地预见经济市场中的种种现象。他对金融体系的看法,全球经济学家不得不信。
      他能一针见血地给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切实建议。他的监管措施,全球决策层不得不斟酌。
      本书是一本集纳索罗斯思维方式、浓缩索罗斯一生经验的经典之作。如果想要更多地参考索罗斯预测经济形势、作出决策判断的哲学思考依据以及独特的金融推理逻辑,本书值得收藏并翻阅。
      作者简介
      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他1930年生于布达佩斯,在纳粹占领时期幸存下来。1947年,他离开匈牙利到了英国,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然后,他移居美国,成立并管理了一家国际投资基金,积累了大笔财富。自1979年以来,索罗斯成了一名活跃的慈善家,开始帮助黑人学生进入种族隔离下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就读。他成立了一个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慈善网络组织,致力于倡导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该基金组织网络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索罗斯写有10本专著,包括《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索罗斯的救赎》、《危机与变革:索罗斯的金融逻辑》等。
      精彩书评
      ★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家、慈善家,总有一些独特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本书恰好是他对自己理念的总结和梳理,希望我们的读者,能从中看出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常振明,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没有必然王国,没有或然王国,我们生活在必错性和自反性相互作用的世界中。证实不可能,证伪也困难。在经济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态,而“均衡”的实现只是偶然。从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出发,索罗斯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有力挑战发人深省。
      ——余永定,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自信人生,搏浪世界经济。从与索罗斯先生的交流和阅读中,我深刻的理解到理想与现实的大气结合。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虽然几年前曾经宣布退休,索罗斯从未离开舞台。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造就了无数失败者,但索罗斯是少数从中获利巨亿的投资者之一。索罗斯创造了对冲基金这个概念,他从未停止过寻找下一个大机会,而下一个大机会时而垂青于他。索罗斯开口,人们应该倾听。
      ——王烁,《新世纪》周刊主编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第二讲 金融市场
      第三讲 开放社会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第五讲 未来的路
      精彩书摘
      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时刻,不确定性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比以往的危机大得多,在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席卷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用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美国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比20世纪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20世纪30年代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一场噩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
      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流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流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限于金融界,它会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背道而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一落千丈,结果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不会像过去那样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了。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理念架构。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架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概念抽象、受永恒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历史的一个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斜方向是经过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位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相对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开始建立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尽管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其建议,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提出的计划占了上风。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规则理应对所有国家同样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享有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两个层级组成的架构:能用本国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核心,而借贷要由一种硬通货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它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国家自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持则成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所称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债权国不得不展期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陷入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10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积累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整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银行也已有能力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致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整体崩溃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以解脱。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外围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1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该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的规模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就不见效了。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用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外围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担保。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从他们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回复原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一项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进行得非常成功,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它不可能再复原的原因。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监管措施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监管者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总是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运作的机制于事无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也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信赖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三思而行。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反之则不可行,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它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全欧洲范围内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共识,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成了阻碍。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两德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主要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网络的保障,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则起到了保护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盟正表现出政治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则痛快地加入了《里斯本条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内,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变数仍很大,但对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较为肯定。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将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地位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年来开始滥用其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家庭的过度负债使这一进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业地产和杠杆收购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将无力再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
      总的来说,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其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并激发其人民的创造性、能动性与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被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领导者们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避免社会动荡,所以要尽一切可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顺差使中国增强了国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还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蹒跚而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积极推动力量。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些限制条件之下,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三方也在积极地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变化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只需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对中国内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自身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权力正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领导的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而且,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取得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
      前言/序言
      2009年10月,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发表了一个系列讲座。中欧大学是一所致力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研究生院,是我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创建的。
      第一讲和第二讲总结了我一生的经历和反思,详细阐明了指导我从事商业经营和公益慈善事业的理念架构,以及如何运用它对当前动荡的金融市场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三讲和第四讲涉及的是对我来说较新的领域,即有关道德价值观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一讲,是在我的理念架构许可的范围内提出的预测和对策。
      我对我的目标满怀热望,即这个理念架构可为更好地理解人类事务提供基础。读者们可以评判我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我的这些看法是以批判性的思维提出的,希望人们也同样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当成某种武断的教条。
      讨论的合作者中有中国的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日益增长,如果我的理念架构能在中国找到一批追随者,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其他讨论合作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我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些著名的学府中分享我的理念。
      我在此对中欧大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我的工作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为五个讲座和视频的成功传播做出的努力,并对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及其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同事表示感谢。需要感谢的人还包括:科林·麦金和马克·诺图尔诺,他们协助我弄清了某些哲学观点;中欧大学校长约翰·沙特克;在讲座后主持讨论的阿诺托利·卡莱茨基、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丹纳和霍华德·戴维斯。另外,我要对克里斯顿范姆·布阿尔克及其他做出评论的人表示感谢。
      乔治·索罗斯
      2010年1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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